当恶不能被解释：从“不可正当化者”重新思考上帝

RESEARCH NOTE · WORK IN PROGRESS

这是一项仍在推进中的研究。我所关心的，不只是“恶为什么存在”，而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：当人试图解释恶时，这种解释是否可能在不知不觉间为恶提供正当性？

“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；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”

— 《哈巴谷书》1:13

从古代宗教文本到现代哲学，这一质问始终没有消失。如果上帝是善的、全能的，恶又从何而来？传统神义论试图在上帝之善、上帝之全能与恶的现实之间建立一种可以理解的关系。然而，我目前的研究逐渐转向另一个方向：也许真正需要反思的，不只是某一种解释是否成功，而是“解释恶”这件事本身的限度。

01　解释为何成为问题

奥古斯丁把恶理解为善的缺失，并将道德恶追溯到自由意志的误用；莱布尼茨则试图说明，局部的恶并不足以否定世界整体的秩序与完善；马勒伯朗士把自然恶放在普遍规律之中，认为上帝并非特别意愿每一具体苦难，而是以一般意志维持稳定的世界秩序。

这些理论彼此不同，却共享一种基本倾向：把具体的恶安置进一个比它更大的结构。恶可以被解释为自由的代价、有限性的结果、普遍规律的副作用，或者整体秩序中不可避免的局部缺陷。借助这种安置，恶与上帝之善似乎重新获得了相容性。

一种解释即使在逻辑上成立，也可能在伦理上遮蔽受苦者的经验。

02　理性的边界与奥斯维辛的断裂

康德对神义论的批判改变了问题的重心。有限的人并不拥有关于世界总体及其最终目的的知识，因此无法证明某一种恶在更大的神圣秩序中具有必要意义。“我们不知道恶为何被允许”，并不等于“恶必定具有一个我们尚未理解的正当理由”。

二十世纪的极端恶使这一限度变得更加尖锐。面对奥斯维辛，汉斯·约纳斯认为传统神义论的道路已经失去解释力；约翰·巴普蒂斯特·梅茨则提醒我们，从灾难之外或凌驾于灾难之上的位置谈论其“意义”，可能构成对受难者的再次冒犯。此时受到质疑的，已经不只是某个神学答案，而是替苦难赋予最终意义的冲动本身。

03　纳贝尔的转向：不可正当化者

让·纳贝尔的“不可正当化者”（l’injustifiable）为我提供了另一条思考路径。它不是关于恶的简单定义，而是意识面对某些现实时作出的根本判断：有些残酷、贬抑和不可挽回的伤害，不能因为找到了原因、归入了规则或服从某种整体目的，就获得充分的正当说明。

这种判断比一般的规范判断更深。我们不只是说某个行为“不符合规则”，而是在说：这种现实本身就不应当如此存在。哲学首先需要尊重这一拒绝，而不是急于消解它。

但纳贝尔并没有让思想停留在否定之中。当意识确定地说“这不应当发生”时，它同时已经肯定了某种不能与恶相容的要求。利科将《论恶》的张力概括为两个方向：一端是不可正当化者，另一端是“正当化的欲求”。对恶的拒绝由此显露出一种更深的原始肯定。

04　从恶的拒绝走向神圣者

这一转向也改变了关于上帝的提问方式。传统神义论往往从一个已经确定的上帝概念出发，再设法说明恶为何能与这个概念相容。纳贝尔则把次序倒转过来：我们需要先追问，什么能够被称为“神圣”，然后再判断一种关于上帝的言说是否可以被接受。

神圣者不只是衡量人的尺度，也成为衡量上帝观念的尺度。一个要求人把残酷、贬抑或不可挽回的伤害接受为神圣秩序之必要部分的上帝观念，并不会因为诉诸“上帝”之名而自动获得正当性。任何关于神圣者的理解，都必须经受不可正当化之恶的检验。

05　这项研究将通向何处

接下来，我将沿着纳贝尔与利科的思想继续考察“见证”。如果恶不能被一个总体性的解释所吸收，那么关于神圣者的言说，或许只能通过历史中具体而脆弱的见证抵达我们。见证并不补偿苦难，也不替苦难寻找更高理由；它首先要求我们承认受伤者的经验。

研究札记 · 进行中